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，又與其他國家保持外交關係和友好往來。民族相異，國家不同，語言和文字就千差萬別，因此，歷朝歷代都設有專人專職或專門機構從事翻譯工作。僅就官職而言，周代有“寄”、“像”、“譯”等；秦漢時期有“九譯令”、“譯官令”、“譯官丞”；南北朝有“譯令史”；隋唐時期置“通事舍人”；宋、遼、金時期分別有“潤文史”、“譯史”、“通事”；元朝設“怯裏馬赤(蒙古語，指口語翻譯)”；明朝有“譯字生”；清朝設“通譯官”。這些翻譯人員的級別不高，一些朝代的翻譯人員甚至沒有品級。清代的通譯官一般為七、八品，光緒年間，各使館的頭等通譯官始提高待遇，定為正五品，限額一名，嚴禁超編。
古代的翻譯工作遠在商、周時期就開始進行了。據西漢伏勝《尚書大傳》載：交趾之南有越裳國，“周公居攝六年，制禮作樂，天下和平；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，曰：‘道路悠遠，山川阻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譯而朝’”。“像”是翻譯官，“重譯”就是多次翻譯的意思，越裳國包括今越南大部和柬埔寨部分地區，與中國相距遙遠，言語不通，所以需要翻譯成漢文才能看懂。從史料記載來看，從南北朝至唐代，官方的翻譯機構和譯員主要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。
南朝梁惠皎《高僧傳.佛陀什》雲：“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(今斯里蘭卡)得《彌沙塞律》梵本。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。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，於是請令出焉，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，譯為三十四卷，稱為《五分律》。”另外比較著名的，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師，他從印度帶回大小乘佛教經典520夾、657部。回到長安後，住大慈恩寺，專心譯經，前後共翻譯佛經1300多卷，同時，將《老子》等中文經籍譯成梵文，傳入印度。
宋、遼、金時期，為了適應對敵國鬥爭的需要，在生員考試中增加了翻譯女真文、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內容。而西夏、遼和金國，為了吸收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，特別重視翻譯工作。西夏仁宗時，專門設立“刻字司”，翻譯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六韜》、《貞觀政要》等大量漢文典籍。遼國則在州以上行政機關設立專門的翻譯機構。為了激勵翻譯員的工作積極性，遼道宗下詔制定了譯史的升遷等級，按照供職時間長短和工作水準的高低決定其是否升職。金世宗下令成立譯經所，先後將《孝經》、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漢文典籍譯成女真文。
元代疆域廣闊，民族眾多，先後設立了“蒙古房”、“蒙古官學、唐古特學及托忒學”等官署，培養熟諳蒙文、藏文、托忒文的專門人才，並負責翻譯蒙、回、藏文書籍。明朝初年，為了瞭解元朝的情況，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講火原傑、編修馬沙亦黑等人編撰《華夷譯語》，以漢文解釋蒙古文。明成祖永樂五年，在京城設立“四夷館”，內分蒙古、女真、西蕃(西藏)、西天(印度)、回回、百夷(傣族)、高昌(維吾爾)、緬甸八館，“置譯字生、通事，通譯語言文字”。明神宗時，又增設暹羅館(泰國)。清初，四夷館更名為“四譯館”，減去女真、蒙古兩館。乾隆時，這一機構又與專門接待少數民族官員和外國使臣的“會同館”合併，改名為“會同四譯館”，分設西域、八夷兩館，直到光緒二十五年(1899)廢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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