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冠翻譯社建議對韓文翻譯小說類別有興趣的人士，可以閱覽由韓國高麗大學的崔溶澈和翰林大學高旼喜合譯的《紅樓夢》韓文新譯本，后冠翻譯社因為也曾翻譯過許多小說書籍，所以對於他們翻譯小說甘苦也能略知一二。前面八十回由崔溶澈翻譯，後四十回由高旼喜接力完成。所以此本《紅樓夢》在前八十回及後四十回存在著許多差異。從風格的來看，是將一種有豐富詩意的文本改變成為散文。一般認為，詩意的精深含蓄，通常會帶給譯者許多的挑戰。然而，對於《紅樓夢》而言，最後四十回的散文化與詩意的深度來說固然是不夠的，但是作者卻在廣度上加以拓展了。他不但有意要將當朝諸如占卜、琴藝、酒令或者時藝等各式文化習俗引用進來，並且，於前八十回進入正題後，基本局限於賈府乃至大觀園的那種空間格局也被打破以往，以往很少提及的賈政在外為官的情況，也獲得了較為詳盡的刻畫。此種生活與知識的廣闊度，對於外國翻譯專家而言，同樣是一種極為困難的挑戰，所以后冠在翻譯上，必須要求翻譯師要先熟讀文化背景資料，方可著手翻譯。
崔溶澈和高旼喜都是韓國研究紅樓夢的著名學者。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有不少是個人心得。於式，將自己的體會融會進翻譯本，使得翻譯文本，已經不是一種不同語種的替換，而是經由譯者的吸收解讀，在遙遠的兩百多年後以不同的文化間，串構成一種獨特的對話。此種交流的方式，后冠認為，雖與清代的評點式對話不同，但理念卻一致的。由於文化背景有極大的差異性，翻譯必須添增許多注釋，以使本國讀者能理解。例如：賈寶玉呼喚丫鬟，經常是姐姐妹妹的不離口，但於韓國的歷史上，卻從未有對於女佣的稱呼。又比如書中所寫那些僕婦站在屋內的地上時，又讓翻譯者感到更高層的挑戰。因為韓國的文化，地面、地上都是意指屋外，進屋就必須脫鞋，如同暖炕似的，不會使用地面、地上這樣的單詞，但是如果採用直譯的方法，必定會使得讀者誤會此些僕婦都是佇立在屋外，所以這裡就應該添一個注釋。又比如，中華文化使用煙桿抽煙者，煙袋和煙桿是掛在一起的，所以如果請人抽煙，“遞一杆煙”和“遞一袋煙”是並無差異性的；但是韓國的煙桿和煙袋卻是分離的，煙袋並不會懸吊在煙桿上，如果將原文本中的“遞一袋煙”韓文翻譯若是太直譯的話，顯然會造成使韓國讀者感到不解。在《紅樓夢》的第99回，提到賈政外出衙門拜客，裡面吩咐出去，道是“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沒有接鼓”。此“打點”二字，究竟是使用何種器具呢？三下的間隔又是有多久呢？后冠認為此些細節都應注意，才能放心地落筆於翻譯。許多譯者雖然從事翻譯多年，但是類似的問題卻是習而不察，輕易就執筆者的眼下消逝過去，后冠特引此為鑑，再三叮嚀翻譯人員必須嚴謹的看待此細節，方能使讀者深刻的感受書中想表達的文化意境。
崔溶澈和高旼喜都是韓國研究紅樓夢的著名學者。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有不少是個人心得。於式，將自己的體會融會進翻譯本，使得翻譯文本，已經不是一種不同語種的替換，而是經由譯者的吸收解讀，在遙遠的兩百多年後以不同的文化間，串構成一種獨特的對話。此種交流的方式，后冠認為，雖與清代的評點式對話不同，但理念卻一致的。由於文化背景有極大的差異性，翻譯必須添增許多注釋，以使本國讀者能理解。例如：賈寶玉呼喚丫鬟，經常是姐姐妹妹的不離口，但於韓國的歷史上，卻從未有對於女佣的稱呼。又比如書中所寫那些僕婦站在屋內的地上時，又讓翻譯者感到更高層的挑戰。因為韓國的文化，地面、地上都是意指屋外，進屋就必須脫鞋，如同暖炕似的，不會使用地面、地上這樣的單詞，但是如果採用直譯的方法，必定會使得讀者誤會此些僕婦都是佇立在屋外，所以這裡就應該添一個注釋。又比如，中華文化使用煙桿抽煙者，煙袋和煙桿是掛在一起的，所以如果請人抽煙，“遞一杆煙”和“遞一袋煙”是並無差異性的；但是韓國的煙桿和煙袋卻是分離的，煙袋並不會懸吊在煙桿上，如果將原文本中的“遞一袋煙”韓文翻譯若是太直譯的話，顯然會造成使韓國讀者感到不解。在《紅樓夢》的第99回，提到賈政外出衙門拜客，裡面吩咐出去，道是“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沒有接鼓”。此“打點”二字，究竟是使用何種器具呢？三下的間隔又是有多久呢？后冠認為此些細節都應注意，才能放心地落筆於翻譯。許多譯者雖然從事翻譯多年，但是類似的問題卻是習而不察，輕易就執筆者的眼下消逝過去，后冠特引此為鑑，再三叮嚀翻譯人員必須嚴謹的看待此細節，方能使讀者深刻的感受書中想表達的文化意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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